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随着《问责条例》的出台，群众和社会各界也在观察，制度能不能执行到位？有没有切实的效果？一年过去了，人们通过大量案例和数字认识到，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问责这把利剑正在发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已渐成常态。问责压力的倒逼，也让那些太平官、“老好人”越来越混不下去了，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正能量在干部队伍中进一步传递起来。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2016年，全国共有990个单位党组织和1.7万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今年2月，民政部原党组书记、部长李立国和民政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窦玉沛，由于管党治党不力、严重失职失责，双双被问责，《问责条例》首次作为处分依据出现在立案审查通报中，释放了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强烈信号。与此同时，各地陆续出台实施办法，细化问责情形，规范问责程序，为执纪问责提供切实可行的制度依据。

　　可以说，《问责条例》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问责工作依然任重道远。现实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仍然存在，履行管党治党职责时息事宁人、高举轻放的问题时有发生。要让《问责条例》更普遍、更深入地执行，使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问责条例》之所以在执行中赢得了公信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紧盯领导干部的履职尽责情况，对一些失职失责的省部级干部的问责，更是发挥了有效的案例警示作用，在干部中带来了震慑效应，在社会上发挥了徙木立信的作用。问责是手段，尽责才是目的。领导干部要坚持从自身做起，把自己摆进去，敢于较真碰硬，以敢问责、严问责、常问责的实际行动把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落到实处。

　　世间事，作于细，成于严，制度执行也是这个道理。《问责条例》虽然不足2000字，但明确了六种问责情形，并对既有的10多种问责方式进行了整合规范。在实践中，各地根据条例精神和实际情况，出台了具有针对性的实施办法，从而让《问责条例》在各地落地生根，不断释放制度力量。“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不断完善制度、细化措施、抓实落实，就能扎紧问责的制度笼子，为全面从严治党锻造新的利器。（顾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