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于君子的定义，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简单地说，君子做事，考虑的是原则义理，小人做事，考虑的是利益得失。
　　《孟子》开篇，就先告诫梁惠王，要辨别义与利，要重义轻利，即重视原则纲纪义理，而把一时一地一事的利益特别是个人的得失与财利，放在第二位。如果一个邦国“上下交征利”，君臣都在追逐、争夺私利财利，而不是首先维护道义理念、仁德仁政原则，不是事事考虑到天道天理天良天命，不去亲民爱民获得民心，那么，孟子说“国危矣”——你这个邦国可能就要完蛋啦。
　　荀子的说法是：“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就是说，你首先重视了坚持了做好了符合大义大道理大原则的事，从而获得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个人的利益——晋升、奖掖、名声、称号等，这是光荣的。你率先考虑的是私利财利一时一地的眼皮子底下的利益，而后才考虑到原则义理纲纪，再找补大义正义，这样，即使获得了某些好处彩头，也难以回避有识者戳你脊梁骨的耻辱。
　　下要服从上，小要服从大，一时要服从久远，要像张载说的那样“论万世”，这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
　　曾子讲得更厉害，他说：“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也。”君子越是看到利益，越要想到自己的尊严，不能轻率接受某种可能不怎么光明正大、合理合法的利益，更不能贪利失态失准，因利取辱。见到恶人恶事，君子应该想到这种负面的人与事会受到怎样的谴责与诟病，会带来多少后遗症。自己有什么非理性的过分的嗜好欲望，要想想自己的嗜好欲望表现会不会带来耻辱丢丑的后果。而自己的一时感情冲动、激忿发泄，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患恶果。想到这些，君子一生中不可放肆，不可违反礼法规矩，只能谨慎小心，律己从严，有所怵惕，有所约束。
　　曾子的说法，也与孔子讲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相通，因为作为孔子倡导的核心理念“仁”，也正是义理的首要内涵。
　　古代圣贤讲了这么多重义轻利的道理，但同时又留下了那么多奸臣贪官的可耻记录，赵高、李林甫、秦桧、蔡京、高俅、严嵩、魏忠贤、鳌拜……罄竹难书，这说明了私利诱惑的危险性，也说明了整顿朝廷风气、官场风气、社会风气与实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不可一时稍怠。
　　从利字、利的概念来说，利其实倒也并不总是义的对立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一名联出自林则徐诗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这里用的是《左传》中所述春秋政治家子产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一语，说是对有利国家的事，决不犹豫退缩，可以为之生，为之死，为之牺牲小我的一切，不可盘算做这样的事给个人带来的利害祸福，而要勇于担当，能于出头领先。换句话说，国家、人民、族群乃至全天下全人类的利益，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就是大义正义义理。
　　从后世的观点来看，孔子所讲的喻于义与喻于利，其意义应该说已经超出了君子小人分野的范畴，而进入了忠良圣贤与奸佞国贼的两个范畴的分野了。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原文化部部长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