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有为干部，因工作实绩突出屡被提拔重用，却底线失守，从被动受贿到大肆索贿，以权谋私，恣意妄为。

　　他在仕途巅峰迷失方向，不信组织信骗子，热衷“搭天线”谋晋升，甚至在被留置前三天，还索贿送给骗子，妄图逃避组织审查调查。

　　他就是安徽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管委会原主任盛必龙（副厅级）。2020年5月21日，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半，并处罚金100万元。盛必龙自愿认罪认罚，没有上诉。

　　办一件事收一笔钱 首笔受贿多达10万元

　　安徽全椒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家乡，也是盛必龙仕途重要一站。盛必龙称自己曾通读《儒林外史》，但小说对贪腐官员的讽刺，显然没有给他带来警醒。

　　1996年9月，31岁的盛必龙担任滁州天长市官桥乡党委书记、乡长，35岁开始担任“皖东名镇”天长市秦栏镇（建制镇）镇长，他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成绩斐然。2005年2月，不满40岁的盛必龙从天长市秦栏镇党委书记任上，被直接提拔为全椒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这在当地极为少见。

　　面对党和人民的重托，盛必龙也曾“受宠若惊”，他在忏悔书中说，“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直接干县长，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千宠万爱，从来没有过的全方位保障”“我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以感谢党的培养和人民的信任”。对他在全椒的表现，当地干部群众不乏好评，认为他是“想干事、能干事”的人。

　　但也正是在担任全椒县长后不久，他的人生轨迹如同落叶般看似飞翔却在坠落，开始完全偏离正轨。2006年上半年，盛必龙收下了他第一笔受贿款，整整10万元。

　　2005年至2006年上半年，盛必龙多次接受企业老板姜某某的请托，为其在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公司分立中提供帮助。为表示感谢，姜某某将一个装有10万元人民币的手提袋放到盛必龙的办公桌上……面对这笔受贿款，盛必龙一开始也忐忑不安，认为“是一颗定时炸弹”，但很快就找种种理由自我宽慰。

　　“一方面觉着姜这个人不错，今后可以当朋友处，这个面子不能不给他。另一方面觉得他的项目前景好，赚头大，一点酬谢金对他来说只是九牛一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盛必龙在忏悔书中说。

　　自从收受姜某某给予的第一笔贿赂后，盛必龙又数次为姜某某的请托事项提供帮助，且几乎是办一件事收一笔钱，完全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面对其他企业老板们送来的一笔笔贿赂款和礼品礼金，盛必龙同样来者不拒，收得心安理得。发展到后来，他甚至主动以权谋利，频频伸手索要巨额贿赂。

　　把企业老板当“提款机” 多次索取巨额贿赂

　　从担任全椒县县长到接受审查调查前，盛必龙利用职务便利，先后23次索取或非法收受9名企业老板财物折合人民币960万余元，其中索贿11次，索贿金额高达684万余元，约占其涉案总额的71%。

　　盛必龙到全椒任职后，其做建筑工程的同学、老乡朱某某也紧随而来。盛必龙多次为其在承揽工程项目、资金借贷等方面提供帮助。对朱某某的请托事项，盛必龙不直接向人打招呼，而是在酒桌上向其下属介绍与朱某某的关系，再让朱某某有事直接去找他们。等到下属们带着对朱某某有利的工作建议来汇报时，盛必龙再予以“同意”。

　　朱某某在全椒赚得盆满钵满，自然对盛必龙投桃报李、有求必应。盛必龙先后3次收受朱某某给予的现金32万元，先后3次向朱某某索要现金14万元。盛必龙自己需要用钱、朋友需要帮助、家庭维修旧房、装修新房，甚至办理房产证等等，朱某某都是鞍前马后，俨然成了盛必龙的“大管家”“提款机”。

　　然而，相对盛必龙的其他索贿对象来说，朱某某被索金额只能算是“毛毛雨”。

　　2016年初及2017年下半年，在其担任滁州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期间，盛必龙两次向企业老板张某索贿7万元人民币和3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97.4万元），并一次性向企业老板孟某某索贿30万美元。

　　他们凭什么愿意“大出血”？看中的不外乎是盛必龙手中的权力。2015年底至2017年，盛必龙在担任滁州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期间，多次接受索贿对象张某的请托，在工程款支付等事项上为其提供帮助；索贿对象孟某某则在盛必龙的亲自协调下，将总部迁入滁州经开区，并获得了经开区巨额企业快速成长补助和总部搬迁补贴。

　　“搭天线”跑官买官 与组织离心离德

　　索贿之后这些巨额财物都去了哪里？在法院认定的盛必龙684万余元索贿金额中，有260万元被他安排转送给特定关系人“陈教授”。

　　到滁州市经开区工作后，盛必龙完全忘记了自己之所以能一步步走到厅级领导干部岗位，是组织认可、人民信任和自己努力工作干出实绩的结果。他开始热衷于“跑门子”“搭天线”，干起了跑官买官的勾当，最终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2018年，盛必龙为谋求职务调整，托人引荐，在北京结识了冒充在中央党校工作的“陈教授”（实为无业人员程某，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陈教授”多次有意暗示盛必龙，可以为其在职务晋升上提供帮助。盛必龙利令智昏，糊涂地将“陈教授”奉若上宾。当年10月，“陈教授”向盛必龙提出在北京买房缺钱，盛必龙立即向企业老板张某某、马某某索要了200万元送去。后经调查发现，“陈教授”是无业人员，其与盛必龙接触的目的，就是以帮助盛必龙买官为幌子诈骗钱财。

　　更为荒唐的是，2019年3月，盛必龙察觉到组织在调查其违纪违法问题时，他不信组织信骗子，不选择向组织坦白问题，反向“陈教授”求救，希望通过其“人脉关系”逃避组织审查。骗子自然不会放过送上门的“商机”，他要求盛必龙提供资金用来找关系。

　　2019年4月1日，就在组织对盛必龙留置审查前三天，盛必龙上演了“最后的疯狂”，又向企业老板应某某索要60万元送给“陈教授”，这也是调查认定盛必龙的最后一笔受贿事实。2019年4月4日，盛必龙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安徽省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

　　“静心悔思，近十多年来，我主要的问题是不学习。”留置后的盛必龙在忏悔书中写道，“对组织安排的学习任务，往往是搞形式、走过场；对下发的学习材料，也只是望望题目、看看提纲而已”。

　　思想上没有正确武装，行为上没有正确指导，最终导致盛必龙与组织离心离德，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

　　2004年，盛必龙出资在天长市某小区购地建成一套别墅房并实际占有居住。为掩人耳目，他授意以亲戚名义办理购地手续，后又以亲戚名义办理土地使用证。2008年，盛必龙出资在合肥市某小区购买住房一套，他授意将该套房产登记在亲戚名下。对这两处房产，盛必龙在多次填报个人有关事项时，均未如实向组织报告。

　　“就拿在合肥买房子来说，这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却长期找人代持，长期不申报，是典型的与组织离心离德行为。天长的房子更是如此，居然编造虚假情况糊弄组织，是严重的不讲规矩、不讲政治行为。”盛必龙在忏悔书中后悔不已。

　　此外，盛必龙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多次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多次公车私用，并违反生活纪律。

“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它不仅毁了自己的前途和美好家庭生活，还严重影响党员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破坏了地方发展环境和政治生态。此时此刻，我悔恨交加、痛彻心扉……”盛必龙在忏悔书最后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