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东市政协原主席张建飞忏悔书
基本情况:
张建飞,男,1955年12月出生,1974年2月入党,启东市政协原主席。在任职期间,利用担任启东市委副书记、启东市政协主席等职务之便,在企业改制、协调处理安全事故、政协委员选聘及政协委员评先评优等方面进行权钱交易,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的款物合计人民币88.93867万元,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
回顾反思参加工作40年来的历程,深感组织和人民给了我巨大的荣誉和优厚的待遇,但我却没有很好地把握好自己,没有守得住廉洁自律的底线,经得起金钱物欲的诱惑,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辜负了组织的多年培养,辜负了人民的殷切期望。为什么我会走到了今天的如此地步?!
潜移默化,失去了思想上的廉洁底线
家庭出身贫苦,早年奋发工作。我出身于穷苦的农民家庭,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5个拉扯大。为了生活,从小我就学会了养绵羊、剪羊毛、纺毛线、织毛衣;种菜、培植、赶集,挣学费、书费、零花钱;养母猪、下苗猪、育肥猪,挣钱上交生产队的倒挂欠款。当时也曾有过自信、自立、自强的劲头。我17岁高中毕业,18岁接任生产队谁也不愿干的饲养员,19岁入党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学大寨的岁月里一干就是6年。后组织把我培养吸收为国家干部,且送出去学习深造。毕业后,29岁担任了乡党委书记。那时的我,学习上孜孜不倦,工作上大胆创新,生活上严格要求,一门心思地工作,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在党校与宣传部工作的十多年中,虽然工作辛苦,生活清苦,但干劲十足,身心轻松。
廉洁自律的要求放低,金钱的贪欲逐渐膨胀。2001年7月,我担任副市长,负责常务工作,工作的担子重了,具体事务多如牛毛,同时也遇上了十分烦恼的拜年问题。2002年春节前,就有部分机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个别老板前来向我拜年。我当时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坚持红包不收,贵重物品不收这个底线。尽管当时退钱退物费尽了口舌,甚至来回奔波,弄得心力交瘁,但感到心中无憾,晚上也睡得好觉。2002年春节,一名村书记请几个市领导到他家吃饭,期间给了每人一个信封。大家都往口袋里装,没有一个人说不要。这让我陷入了尴尬,拿吧,破了底线,不拿吧,在这个场合哪有这个勇气,不知所措中,最终将这2000元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留下了这第一只的红包。这年春节期间,我相继收下了聚会中几个小额的红包,但从此对金钱的贪欲开始滋长了。如果真正要退,哪有退不掉的?不好在公开场合退,可以私下退;退不回本人,可以交“510”廉政账户,而我却没有这样做,不收红包的底线就这样被悄悄地突破了。2002年5月,我换岗担任市委副书记,基本上从具体事务中解放了出来,开始潜心研究一些分管领域的总体思路、工作重点、政策措施等比较宏观的问题,因而外出考察、开会的机会变多了。一些企业为接待我们,安排的机票往往是公务舱,出入宾馆通常都是四星级、五星级。一开始,我感到很不自在,坐飞机不过是两三个小时,干嘛要花这翻番的钱?一样睡个晚上,为何要住这么贵的房间?所以请他们退票甚至退房。但他们说,钱都付了,退不掉了,下不为例吧。可下次照样如此安排,自己却不再表示反对了,认为这样也挺舒服的,反正也不要我自己掏钱。就这样,看多了灯红酒绿,住惯了豪华宾馆,尝多了山珍海味,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慢慢被遗忘,廉洁自律的底线慢慢被冲垮。享受多了,眼界高了,对逢年过节的红包也就逐渐视为正常的礼尚往来。甚至还恬不知耻地认为:过去人家拜年送些农副产品、海产品、烟酒之类的东西,价格不低,实际上不实惠,浪费的多,现在改为购物卡,钱款和过去差不多,但实用了,随时可以去挑选自己想要的东西,既不过期,又不浪费。这是拜年礼仪上的一个改革,双方都轻松。由此,思想上开始出现了“溃堤的蝼蚁之穴”,金钱的贪欲堂而皇之地见之于我的行动。当然,担任副书记期间,还是有选择地收受,大额的红包不收,要求办事的坚决不收,不知己的不收。当时,也还有一种害怕万一出事的畏惧心理,因此也上缴一些钱款给“510”廉政账户,以防不测。但到政协工作后,自以为进了“保险箱”,所以就开始放纵,无所顾忌,无所约束,凡是拜年的红包,几乎来者不拒,照单全收。贪欲的闸门大开,自己也一步步走向深渊。
贪占便宜,成为了自己的行为习惯
随着职务的升迁,地位的变化,整天围着自己转的人多起来了,工作有个秘书班子,出门有辆专用车子,开会办事不愁票子,听的是奉承话,讲的是官腔话,因此逐渐飘飘然起来。出门有人抢着拎包,医院就诊有绿色通道,工资卡不用于日常开销,吃饭穿衣基本不掏自己腰包。对这种近乎于寄生虫似的生活,自己还不满足,对人家向自己的点头哈腰、阿谀献媚、车前马后的服务,不感到是一种虚伪,反认为是对自己的尊重;对日常生活中本应由自己付的一些小钱而由别人代为支付的事项也逐步习以为常。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畸形的贪占便宜的心理,并渐成习惯,有时甚至把没有占到便宜,便认为是人家没有给我面子,以致心中产生不快。
从习惯公车私用到随意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把相对固定的用车,看成是自己的专车,把司机当成是“家仆”。除正常工作外,女儿上大学寒暑假接送、本人回老家吃饭祭祖、家中老人生病住院、双休日外出休闲踏青以及乡下亲友来访的回程,无不动用公车,还以为这是有派头,是待遇。虽然近两年有所收敛,但过去从来没有付过汽油等费用,把公车使用的相关规定视为一纸空文,对自己毫无约束。稍有工作间隙,就变着法子,想些“由头”,搞些所谓的机关的工会活动、单位之间的联谊活动、政协之间的横向交流活动、专项外出考察活动、年中春节家属团拜活动等,实质都是在用公款进行吃喝玩乐,旅游休闲。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花公家的钱没顾忌。
从习惯购物成本价到请人做事不足额付钱或不付钱。在购买大件物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碰熟人,让对方拉不下面子,尽量少赚钱甚至不赚钱,以最低价或成本价卖给我。我曾以开盘价购买滨江公寓的一套住房,自以为开盘价高于建筑开发的成本价,开发商已盈利不少,他们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实际上,以低于市场价向人家买房,就是明目张胆地让开发商给我送钱。自己每次换房装修,既要质量尽可能的好,又想价格尽可能的少,事前多方打听,精心挑选一些有一定口碑和实力的公司。实际上,这些公司一经被我选中,就是被我绑架了,非被“宰一刀”不可。如世纪家园房子装修时,从开始接触上海某置业公司谈起装修时就有了占便宜的念头,认为这么大的公司,既要打自己的品牌,又不在乎赚几个小钱,质量肯定是好,价格肯定也不会高,因而尽管因各种原因最后没有为我装修,但仍接受了他们的门扇、地板、墙纸涂料等无偿提供的材料,所谓的“样板房”,广告材料仅是个托辞,为自己蒙上一层遮羞布而已。
从习惯带妻子外出拿双份礼品,到有时个人的请客由别人签单。最近几年,有些外出的非重要会议、参观、考察,包括政协自行组织的外出活动,我都带上妻子,让她去踏踏青、散散心。但是,我把组织方对我家属的特殊照顾以致礼品看做是与其他与会人员的同等待遇,理所当然、没有托辞,从而把自己贪图小利的形象带出了启东。近几年,几次我组织的与个人有关活动,其宴请费用理应由自己来支付。但结账时,别人为我签单了,我只是厚着脸皮说了“谢谢”之类的客套话,没有自己付款的真心。还恬不知耻地认为:这既是他给我面子,也是我给了他面子,谁也不欠谁。
放松改造,学习教育成为过场
多年来,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对党员领导干部作出了许多关于廉洁自律方面的规定,特别是近几年来,可以说是三令五申。南通市委、市纪委每年都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开展警示教育活动。但为什么拉不住我这个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人,尤其在十八大之后,我仍不收敛、仍不收手、我行我素呢?
为完成任务而学习。市委中心组每年都制定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的相关制度,每次学习或有专家学者的辅导,或有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介绍。自己每年也有一两次在中心组上进行学习体会交流,但我把这些都当成官样文章,不去认真研读领会中央要求的真谛,不去联系自身的思想实际,更不反思自己已经存在的问题,只是泛泛而谈,从不触及思想灵魂,学习被我变成了装点门面,形式主义走过场。
为上“镜头”而作秀。有时是市委的安排,有时是下属单位的邀请,我也经常给人家作报告。但是从理论到理论,从要求到要求,从不把自己摆进去,装腔作势,空洞无物,纯粹是吓唬别人,只习惯用手电筒照别人,不用镜子照自己,“镜头”中慷慨激昂,暗地里却丑恶肮脏。每年参加南通或者启东的警示教育活动,认为与己遥远,东耳进西耳出,根本没有入脑,更没有入心。
为应付检查而写心得。我的这些所谓读书笔记,大都不是平时的真正学习体会,而是临时抱的“佛脚”,网上下载几篇同类文章,“剪刀加浆糊”,东拼西凑,应付了事。
极端自我,个人主义思想泛滥
经常想着敛财。认为,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现在留一些积蓄,以后手头会宽裕些。总以为“粒米成筐”、“积少成多”的红包敛财不会出问题,只是“小瓜薄皮削”,所以,一有机会就想拿,就想捞,逢年过节、开会出差、出国考察、休闲旅游,甚至去企业调研,从不分场合、不看对象,几乎是有送必收。面对这些红包,也曾害怕出事算总账,也曾想到退回、上缴“510”廉政账户等,但贪欲的闸门一经打开,敛财的思想一经滋长,其退款也好,拒收也好,上缴“510”廉政账户也好,也都成了变味的作秀。如当时的拒收,事后的退款,是有选择性的,认为知己的就收,小额的就收,不会出事的就收;上缴“510”廉政账户,也是作为挡浪的一道堤。即使在得知南通市纪委关注启东后的一些退款,也不是真正的悔错、改错,只是仓促选择了几个老板,做些象征性的、不彻底的退款,退近不退远,退少不退多,企图掩人耳目,蒙混过关。
一心追求享受。认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解决当今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于是,把吃要健康、住要宽敞、玩要观光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为了求健康,生态农庄、绿色蔬菜基地跑个不停,既要现场吃,又要带回家,还要接受送;为了求宽敞,20年中换了三次房,一次比一次宽敞;为了求观光,想出种种理由变着法子去有关地方旅游,有国内的,还有国外的。甚至在家庭里,也千方百计做女儿女婿的工作,让他们回老家择业,目的是为了在夫妻年老后,好有人陪伴照顾,把个人主义发展到了不惜影响家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享受。
为人自由傲慢。自以为工龄不短、资历不浅、情况熟悉,经验也有,上级领导对自己比较肯定,下级对自己比较尊重,于是,往往我行我素,为所欲为,有时只要组织照顾,忘记了组织纪律和监督,自由主义泛滥,傲慢作风习以为常,居高临下,动辄批评训人,听不进不同意见,机关和基层的同志对我敬而远之,他们既佩服我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想法,又怕我与他们直接交流使其难堪。久而久之,听不到真话了,知心朋友少了,缺乏了真正意义上的群众监督。
小错无关,侥幸心理作祟
总认为政协是从一线岗位到退休的过渡站,人到政协就基本上是上了“保险箱”,就像飞机到港时后轮已着了地。认为现在办事,不凭权力资源,仅凭人脉,人家不办,我没有办法,如果人家办了,我也不犯原则错误,吃点、玩点、收点都是些小节问题,人家也不会再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了。没有看到四套班子领导的影响力,尤其是政协主席地位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实际上还是一种无形的权力资源。
认为中国是个礼仪之邦,拜年习俗根深蒂固。收受红包是不正之风,算不上犯罪,而且是个顽症,不是一朝一夕能整治得了的。现在许多人都在收,又不是我一个人。没有想到,自己是党员领导干部,更是一个班子的主要领导,自身的形象将影响到一大批人,甚至是一个地方的风气,为什么不自己带头拒绝而去从众?更没有想到,他们来给我送红包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还有许多尚未脱贫的困难户他们不去送,为什么大街上的芸芸众生他们不去送,为什么普通的公务员他们不去送,而偏偏要给少数领导干部送呢?还不是因为我有了主席这个头衔!这其中绝大部分是送给主席这个位置,而不是因为我这个人。今天我被组织调查后,难道他们还来送吗?可以说,绝大部分的送礼者,礼貌是假,巴结我这个位置,寻求今后的方便才是目的。
认为作为公务员,一锹掘口“井”要犯罪,一口吞个“饼”也要犯错误,而“小步快跑”式“积小胜为大胜”,不会出问题,即使万一被发现,也是小错误,教育教育批评批评而已。从而把政协的广交朋友,变成了广捞好处。于是,一开会就想到留饭,一活动就想到发纪念品,一外出交流考察就想到互赠礼品,一逢年过节就想到红包。人的欲望是难填的,无止境的,人的贪心是永不满足的。我记得,第一次收受人家千元红包时,心头砰砰直跳,甚至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到后来,二三千元的红包感到习以为常,无所谓了,到现在甚至是有些麻木了,一万元的红包也不感觉烫手,照收不误。积累起来看,这已经不是一般的错误了,而是违反了党纪和国法。
随波逐流,不顾及自身身份形象
认为入乡随俗,才能拉近与基层干群的距离。如果与众不同,就会被人认为“不合群”,这样既听不到真话,又被人家耻笑;自恃清高,就既没有朋友,也得不到实惠。因而错误地把入乡随俗看成是与下层的吃吃喝喝,你来我往,今天你请我吃饭,明天我陪你休闲;今天你邀我打牌,明天我伴你旅游,认为这才是心连心,打成一片。彻底忘掉了去基层、去农村、去贫困户那里入乡随俗,与那里的群众促膝交流,共商脱贫大计,与那里的群众同甘共苦,共创全面小康的新生活。“三解三促”,虽也按计划、按联系点开展活动,但这些大部分是蜻蜓点水,逢场作戏而已,再也找不到当年当大队书记、乡党委书记时的干劲和作风了。
认为政协是二线,与一线的党政领导相比,可以相对宽松一些了。因而,我把工作任务的相对宽松,看成了对自己要求的相对宽松;把工作标准的相对宽松,看成了对犯错误可以相对宽容。所以,有时就打着招商引资的旗号外出游山玩水,有时打着为企业服务的幌子,与老板们推杯换盏,进而酒杯端起,原则放弃;一拿红包,身份忘掉;甚至为人办事,收受钱物。某集团副总经理陆某某想在家中老宅建房,明知他违反规定超面积,但仍然接受请求,帮助引见镇党委书记、镇长,这样既做了好人,又不承担责任,宴席上还收受了红包。这种随大流,随的是浊流、污流。
及时行乐,腐朽思想生根发芽
这集中体现在生活作风不检点上。出差在外,有时闲着无事,在宾馆收看了一些付费频道的节目,不知不觉地中了腐朽生活方式的毒。所以一旦机会成熟,就难以克制及时行乐的冲动,犯下了对不起家属、对不起家庭的严重错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心慌意乱,简直是做贼一样,渐渐变得乐此不疲,思想上逐渐放纵。接二连三地犯着这种见不得人的错误,一次次地做着这种违反道德底线的事情。这是生活的腐化堕落,道德的腐朽败坏,丧失了做人的底线,丧失了人格。
上述这些思想,已经完全忘记了立党为公的实质,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自己曾紧握拳头在党旗下宣誓的入党誓词;已经完全背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背离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准则,更背离了作为一个地方四套班子主要领导的基本要求。